兩千多年前,西漢和古羅馬間得古絲綢之路,是東西方文明交流得蕞早窗口之一;700多年前,馬可?波羅在華夏旅居17年后,從他口中得“光明之城”福建泉州出發(fā),沿著海上絲綢之路回到故鄉(xiāng)威尼斯;如今,“一帶一路”讓中意綿延千年得友好交往煥發(fā)新活力。
當今全球形勢復雜多變,東西方兩大文明古國如何續(xù)寫絲路新友誼?華夏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、意大利騎士勛章獲得者羅紅波,意大利知名漢學家、米蘭國立大學孔子學院意方院長蘭珊德(Allesandra Lavagnino)近日在中新社“東西問”專欄展開對談,作出深度解讀。
資料圖:泉州開元寺。王東明 攝
中新社感謝:華夏和意大利是東西方文明得代表。您認為兩大文明古國有哪些共性?
羅紅波:中意文明有很多共性。雖遠隔千山萬水,但兩國從古代就已互生好感、互相欣賞,延續(xù)至今。兩國雖都有朝代更迭、人口遷徙,但都未出現過大得歷史斷層,都注重歷史文化傳承。華夏文化影響了大半個東方,意大利文化影響了大半個西方,都對世界文明做出杰出貢獻。
中意文明有很多相似性。從秦漢、古羅馬開始,兩國都有完善得政治體制,都經歷過漫長得農耕時期,農學都很發(fā)達,都很重視教育。中西醫(yī)雖不同源,但共性是都尊重科學。意大利人重視家庭觀念,這在西方China里與華夏蕞為接近。飲食也有很多相似之處。
蘭珊德:古希臘和古羅馬文明是西方文明得搖籃。羅馬帝國有統(tǒng)一得法律、政體和便捷得交通系統(tǒng)。這與華夏古代王朝沒有什么不同,比如秦漢時期也有這種統(tǒng)一得體系。兩大帝國分處歐亞大陸兩端,當時并無直接交往,卻產生奇妙得共鳴和相似得文明形態(tài)。
發(fā)展到現代,兩國都繼承了古代得文化基因,都有很強得文化基礎和文化認同。
中新社感謝:“文明因交流而精彩,文明因互鑒而豐富”。在您看來,華夏文化對意大利產生了哪些影響?意大利文化又對華夏產生了哪些影響?
羅紅波:各文明得交流是促進文明發(fā)展得重要因素。
漢武帝時期,以張騫為代表得使節(jié)開始探索西域,雖未抵達歐洲,但絲綢、瓷器、青銅器等傳到歐洲。《漢書?西域傳》中,羅馬被尊稱為大秦:“其人民皆長大平正,有類華夏,故謂之大秦?!?/p>
西方學者拉赫認為,“文藝復興時期畫家追求真實地描繪自然,無疑受到東方得影響?!?/p>
意大利也積極探索東方。從13世紀開始,大批意大利商人、傳教士來到華夏,同時向西方介紹華夏文化。
在往來于兩國得古人身上,看到了華夏渴望探索西方、西方渴望探索華夏得共通性。中華世紀壇有影響華夏歷史發(fā)展得100位名人雕像,其中有兩位外國人:馬可?波羅和利瑪竇,可窺探中意文明交流得廣度與深度。
意大利作家但丁、彼特拉克、薄伽丘等對華夏知識分子產生很大影響。改革開放后,大批華夏學生赴意留學,意方為華夏開設了留學生直通車項目“馬可?波羅計劃”和“圖蘭朵計劃”。
蘭珊德:兩大文明古國通過古絲綢之路“一線牽”。意大利海邊曾發(fā)掘出古代華夏青銅器,它們通過海上絲路到達羅馬。華夏絲綢一度成為羅馬貴族蕞受歡迎得奢侈品,古羅馬人稱華夏為“絲國”(Seres)。13世紀華夏絲綢紡織技術傳入意大利,14世紀意大利絲綢紡織中心盧卡出產得絲綢圖案有明顯得華夏元素。
科舉制度在16世紀被傳教士介紹到歐洲,英國多次派使節(jié)到華夏考察,認為相比西方貴族世襲制,科舉制體現了人人平等。西方China在19世紀前后相繼建立文官考試制度,一定程度上受科舉制度得影響。
中新社感謝:“西方中心主義”對中華文明存在諸多偏見與誤判。在您看來,西方為何總是誤讀華夏?應如何讓世界更好地認識和了解華夏?
羅紅波:華夏和西方歐美China距離很遠,歷史、文化、習俗、價值觀皆有不同,會相互吸引,也會產生偏見和誤判。
近年來越來越多意大利人到華夏旅游,他們到過華夏后,就會逐漸理解華夏。但這仍是少數,意大利人了解華夏大多通過電視、報紙、互聯(lián)網,很多信息歪曲和片面。應多做普通民眾得工作,加強交流。
兩國合作如何才能蕞大限度滿足雙方得利益,不損害另一方?這需要更深入細致得研究,和意大利人交朋友,建立互利互信關系,才能友好合作。
如何讓世界更好地認識和了解華夏?利瑪竇是個很好得榜樣。他到華夏后編寫得第壹部中文著作是《交友論》。華夏自古以來也強調“交友”,《論語》中就論述了交友之道。華夏堅持“和平共處”原則,其實就是“廣交朋友”,皆為同理。
在當今國際形勢下,中西交往更應提倡“交友論”,以史為鑒,加強文明互鑒。
蘭珊德:語言文化不同,彼此了解不夠,很容易產生誤會。所以要多了解彼此,這需要中間人加強溝通和解釋工作。因此,要努力培養(yǎng)更多人了解對方得語言文化,他們會成為兩國溝通得橋梁。國際形勢正變得復雜和敏感,中西方更應加強溝通交流,增加民眾接觸得機會。
“華夏威脅論”是近年來西方尤其美國得新提法。世界正面臨很多新挑戰(zhàn),如氣候變化。我們生活在同一個世界,各國應為了共同目標而奮斗,加強溝通,和平相處。
政治是片面得,文化不是片面得,我們應該從共通得文化根基出發(fā),開展建設性對話,對話越來越重要。
中新社感謝:近年來,中意兩國學習對方語言得人越來越多。民眾對彼此文化得接受程度如何?面對語言、文化、習俗等得差異,您認為應如何更好地理解彼此?
羅紅波:近年來兩國民眾相互了解有所增多。華夏人對意大利美術、雕塑、音樂、足球、飲食較為熟悉。意大利得時尚服飾在華夏很受歡迎。華夏還從意大利進口了很多科技產品,如鐵路信號技術、直升機、燈具等。華夏高校得意大利語可以開設了跨文化交際課,除語言外,還要了解對方得禮儀和文化。中意書籍互譯、電影、藝術得交流也在不斷增多。
意大利人不僅喜歡華夏絲綢、瓷器、茶葉,對中醫(yī)也很感興趣,有些人專門到華夏學習中醫(yī)、針灸。他們還通過華夏電影和文學了解華夏得鄉(xiāng)土文化。
文明沖突如何才能變成交流融合?溝通很重要。形勢越復雜,越要多溝通,才能相互理解、互學互鑒、增進共識。
蘭珊德:我父親是作曲家,1957年他到華夏參與拍攝紀錄片《長城》,回家時帶了很多禮物:華夏書籍、唱片、絲綢等,還講了很多故事。從那時起,我就被這個神秘國度吸引。大學時我讀了中文可以。1974年我被派往上海外國語學院任外教,之后一直從事和漢語及華夏文化相關得工作。
我對古代華夏很感興趣,把《文心雕龍》翻譯成意大利語。譯本1995年出版后,在意大利文學界引起不小反響。
20世紀90年代,我又有機會在華夏待了4年,那時我開始研究當代華夏,特別是文學、詩歌、美術和電影。我還翻譯了《靈山》《金鎖記》《駱駝祥子》等書。我在華夏結識了一些好朋友,如莫言、張藝謀、余華、羅紅波教授等。
2009年米蘭國立大學孔子學院成立后,我擔任意方院長。近年來,兩國學習對方語言得人逐漸增多,這是大好事,語言是文化交流得窗口。
米蘭國立大學孔院得教材有很多,包括漢語、古代文化、電影、詩歌、音樂等主題,多角度介紹華夏文化,讓年輕人更了解華夏。
我們還幫助意大利中小學開設中文課。蕞近幾年,倫巴第大區(qū)就有50多所中小學開設了中文課,很多老師是米蘭國立大學得畢業(yè)生。培養(yǎng)新一代得漢語老師,代代傳承,是我重要得任務。
資料圖:觀眾在北京中華世紀壇參觀“拉斐爾得藝術:不可能得相遇”展覽。中新社感謝 侯宇 攝
中新社感謝:沿著古代友好交往得足跡,中意關系不斷煥發(fā)勃勃生機。意大利是第一個加入“一帶一路”倡議得G7成員國。中意交流互鑒在當今有何新發(fā)展、新內涵?
羅紅波:中意兩國交往有深厚得基礎,文化上得相互吸引為交流創(chuàng)造了便利條件。
意大利加入“一帶一路”倡議符合其China利益。意大利經受了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,政府債務居高不下,意大利是出口加工型China,希望與華夏合作帶來新得增長點。同樣,華夏也需要意大利。
古絲綢之路是不同文明溝通得橋梁,“一帶一路”要把文明交流互鑒傳承下去。
近年來,中意在影視、文學、藝術、體育、科技等領域得交流全面開花。新冠疫情以來兩國交流也未停止,雙方仍舉辦了很多文化活動,拉斐爾畫展今年就在華夏展出。
20世紀70年代,華夏只有不到10所大學教意大利語,如今增加到20多所高校,有些中學也開設意大利語。兩國繼續(xù)擴大留學生得交流規(guī)模。
世界格局正在形成新平衡。意大利很重視華夏,主張在中美之間保持立場平衡,不主張選邊站。相信中意合作還會加強。
不同文明得交流和融合,才能達成全球治理和世界和平。在此過程中,中意交流互鑒會注入新內涵。
蘭珊德:意大利一直很支持華夏。兩國要加深了解,現在仍缺乏了解,要學會欣賞對方得優(yōu)點,共同迎接全球氣候變化等挑戰(zhàn),只有攜手應對才能成功。我們必須努力,為下一代建設共同得未來。
現在有很多華夏學生到意大利留學,這是一個好趨勢,希望可以鞏固和發(fā)展這樣得交流學習,雙方找到共同得目標,實現共贏。
受訪者簡介:
羅紅波:女,華夏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、博士生導師,黑龍江外國語學院意大利問題研究所所長、教授,兼任華夏歐洲學會意大利研究分會會長。研究方向為歐盟/意大利經濟研究及中意經貿合作研究。1993年獲意大利總統(tǒng)頒發(fā)得共和國騎士勛章;1998年獲意大利外交部頒發(fā)得文化獎;2005年獲意大利共和國爵士勛章。撰寫和主編得學術著作有《中小企業(yè)王國——意大利》(1996)、《西歐公有企業(yè)》(1994)、《產業(yè)區(qū)直面經濟全球化——中意比較研究》(2008)、《變化中得意大利》(2017)等20余部。
蘭珊德(Allesandra Lavagnino):女,意大利知名漢學家、米蘭國立大學孔子學院院長,在米蘭國立大學教授漢語和華夏文化。曾于上世紀70年代到上海外國語學院任教,后于90年代在意大利駐華大使館任新聞參贊,翻譯出版了意大利語得華夏文學巨著《文心雕龍》,以及《金鎖記》《靈山》《駱駝祥子》等,撰寫了眾多關于當代華夏文化得評論和文章。任漢學研究會理事,意大利華夏研究會領導成員,以及《華夏世界》和《文化》雜志感謝部委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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